5月17日，我們在中國地質大學國際會議中心迎來了紀念楊起院士一百周年誕辰座談會，來自全國各地的院士學者、楊起院士的好友同窗、后輩學生集聚北京，共同緬懷先生的杰出貢獻，追思先生的崇高風范。

1919年5月17日，楊起院士出生于山東蓬萊。與五四運動同齡的他，還有一位親身參與了五四運動的父親——著名愛國教育家、文學家楊振聲。當時其父楊振聲正就讀于北京大學，后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獲教育學博士學位，是一位很有民族氣節(jié)的愛國者，也是反封建的斗士和新文學運動的先驅者之一，受父親的言傳身教，楊起從小在心靈深處萌發(fā)了強烈的愛國熱情。他青少年時期隨父輾轉于青島、北平等地，完成中小學學業(yè)。

1937年，楊起就讀于考取燕京大學物理系，他不甘當亡國奴而毅然沖破校方阻攔，歷險南下借讀于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聯(lián)合成立的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隨長沙臨時大學步行遷往昆明，繼續(xù)就讀更名后的西南聯(lián)合大學。不久之后，受李四光先生的影響改學地質，立志“為祖國多尋找地下寶藏，使國家富強起來”。那時國難當頭，生活和學習條件異常艱苦，更加激發(fā)了他為振興中華而刻苦學習的報國之志，1943年楊起從西南聯(lián)大地質地理氣象學系畢業(yè)，同年考入北京大學理科研究所地質學部研究生。

1944年，正在北大讀研究生的楊起自愿西征，參與籌建新疆地質調查所。當時新疆軍閥獨裁、人煙稀少、交通不便，地質工作條件十分惡劣，楊起赴險如夷，成為我國早期涉足準噶爾盆地的地質研究者之一。他獲得的八道灣礦區(qū)地質構造、煤系地層和含煤性等成果資料，為解放后烏魯木齊煤田乃至新疆煤炭資源開發(fā)奠定了基礎。1946年他研究生畢業(yè)并留校任教，從事地史古生物和基礎地質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1952年他隨全國院系調整由北京大學調到北京地質學院，為了發(fā)展我國能源事業(yè)，他主持創(chuàng)辦了我國第一個煤田地質與勘探專業(yè)，組建國內第一個煤田地質教研室并出任主任。從此幾十年如一日，辛勤致力于煤地質學的教學與研究，為新中國煤地質學發(fā)展和國家能源建設作出了杰出貢獻。

為了開辟新的能源基地，1953年楊起急國家所急，率先涉足我國的煤地質學研究，自此矢志不渝，他的科學研究成就主要集中于中國區(qū)域性聚煤規(guī)律、中國聚煤模式與沉積環(huán)境、新的中國煤變質理論、能源潔凈化和潔凈能源煤層氣等五個領域。

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針對當時我國煤地質研究程度低、研究范圍窄的現(xiàn)狀，為了探討我國煤炭資源的賦存前景，楊起帶領專業(yè)師生開展全國的區(qū)域性聚煤規(guī)律調查，尤其是對南方缺煤省份煤田的分布規(guī)律進行了研究。在此期間，他主編了《試論閩粵湘贛四省煤田分布規(guī)律》（1961），領銜撰寫《中國東部主要含煤建造與構造體系的關系》（1978）等專著，對開展第二次全國煤田預測工作起到了理論上的先導作用。

20世紀80年代，楊起和他的課題組通過沉積環(huán)境、聚煤模式及生物地層的系統(tǒng)研究，提出了以河南禹縣為代表的華北南部太原組和山西組、石盒子群的沉積體系與聚煤模式，發(fā)現(xiàn)禹縣一帶與華北其他地區(qū)相比，缺失奧陶系、本溪組和太原組下部，說明在早古生代抬升較早，在晚古生代又相對沉降較晚，以至錯過太原世早期聚煤有利階段，從而闡明了研究區(qū)雖屬“北型南相帶”，本應聚煤更好但實際卻不理想的原因。這是我國將沉積學引進煤地質學領域，開展聚煤模式研究的成功范例，并被作為科研與生產(chǎn)結合好的典型，進行推廣。

為了保證煤炭資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尋找急需的工業(yè)煤類以及改變我國對煤炭資源“重儲量、輕質量”的傾向，楊起自20世紀70年代起一直潛心研究中國煤變質理論。根據(jù)中國煤田地質特點，總結了中國煤的變質類型、變質演化、變質規(guī)律、變質特點等，提出“中國煤的多階段變質演化和多熱源疊加變質”新理論，建立了煤變質作用熱動力學模擬和煤盆地古地熱場演化數(shù)學模型與上地殼古地熱場演化模型等，為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煤地質學理論做出了卓越貢獻。

針對我國煤炭中有害物質通過轉化、釋放、遷移造成嚴重環(huán)境污染的問題，20世紀末，楊起主持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東部富硫煤中有害物質賦存規(guī)律及其對環(huán)境的影響”和相關課題的研究工作，對煤中潛在有害元素的地質地球化學異常、賦存狀態(tài)、分布規(guī)律與富集機理進行探討，將煤地球化學與環(huán)境科學理論和方法有機結合，深刻剖析了我國煤炭生產(chǎn)、加工、利用過程中煤中有害物質的環(huán)境取向、釋放模式和污染機制。為煤炭資源的合理、有效與潔凈化利用，能源與環(huán)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學依據(jù)，有力地提升了中國在煤地球化學領域的學術地位。

近十幾年，楊起先生積極從事潔凈能源煤層氣的研究，努力推進中國煤層氣資源的開發(fā)和利用。在我國現(xiàn)代煤地質學的發(fā)展歷程中，楊起遵循學科本身的特點和規(guī)律，努力實現(xiàn)煤地質學為國家能源建設服務的宗旨，科學求實，不斷開拓和指引著我國煤地質學不同領域的綜合研究。他積極參加國際合作和交流，緊密跟蹤國際研究動態(tài)和趨勢，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創(chuàng)造性提出和發(fā)展有中國特色的煤地質學理論。他提倡學科間的相互交叉、滲透和綜合研究，積極引入新思路、新技術和新方法，重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為中國地質學尤其是煤地質學的研究水平不斷提升并躋身世界地學前沿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楊起先生除了在科研方面做出的巨大貢獻外，在老師的角色上，也是兢兢業(yè)業(yè)、甘為人梯。在煤地質領域桃李滿天下，培養(yǎng)了一大批包括中科院院士、學術帶頭人、企業(yè)領導、行業(yè)骨干在內的優(yōu)秀人才。他熱心扶持青年教師成長，在教學科研工作中不遺余力地給予指導。在難得漲工資的年代里，主動讓出機會，致使自己工資水平二十多年沒變。當身邊同事親友需要接濟的時候，他總是慷慨解囊、傾力相助。在他身邊人的心中，“楊起”是個親切而又崇高的名字，就像他畢生研究的煤一樣，努力燃燒自己，為周圍的世界送去溫暖和光明。

1952年初創(chuàng)煤田專業(yè)時，為能早日開課，楊起勇挑重擔，同時主講兩門課，并常常為趕寫第二天所需的講義而工作到深夜，同時還領導著實驗室的籌建工作。他不僅超額完成自己負擔的教學與科研任務，還助人為樂，凡有同行前來索取講稿、教學標本，他從不保守，總是熱情提供。

對初上講臺的教師，從講課內容到表達方式都一一指導。為了使青年教師能早日獨當一面，他將課題連同他的新思路一齊讓給他們研究。十年動亂之后，他痛惜那些失去的寶貴時光，為了提高青年教師的外語水平，他不惜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熱情幫助大家學習外語。他還組織年輕教師翻譯出版經(jīng)典著作《斯塔赫煤巖學教程》，有效地提高了教師們的外語水平，也為當時科技資料極其匱乏的國內學術界及時提供了一本優(yōu)秀的參考書。

此外，他很重視學術交流，盡力支持、推薦教師和研究生出國訪問、學習進修，及時掌握、介紹國內外研究動態(tài)。在煤田地質教學中，他不僅在國內率先開出煤田地質學和中國煤田等專業(yè)課程，還先后四次主編或參加編著《煤田地質學》、《中國煤田地質學》。這些專著及時吸取了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和資料，總結了我國煤田地質特點和規(guī)律，成為指導我國煤田地質教學、科研和生產(chǎn)的寶貴文獻。楊起在學術上提倡兼容并包，強調打好基礎，求實進取，嚴格要求。

他主張搞科學要有獻身精神，既要大膽探索、勇于創(chuàng)新，又要百折不撓、嚴肅認真，要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yè)有高度的責任感和無限熱愛。他治學嚴謹，誨人不倦，在煤田地質領域可謂桃李滿天下。晚年，楊起身患直腸癌，倍受疾病折磨。但他以頑強的毅力戰(zhàn)勝病魔，出院后不久就拖著病弱的身軀，與大家一起完成了包括“鄂爾多斯盆地侏羅紀煤聚集規(guī)律及其油氣成因聯(lián)系”、“鄂爾多斯盆地含煤巖系生氣潛力研究”等重要科研項目。同時，又走上了講臺，講授研究生的主要學位課程。為了深入研究中國煤變質作用類型及煤化作用機理，他不顧年事已高且病后體弱，重新背上地質包，頭頂烈日、冒著酷暑，深入京西煤田進行煤變質帶與巖體接觸關系的野外實地考察。

楊起先生把滿腔熱情傾注在祖國地質事業(yè)上，取得了卓越成就。他曾榮獲全國高校優(yōu)秀教材特等獎、地礦部科技成果一等獎、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李四光地質科學獎等諸多重要獎項，長期擔任中國煤炭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地質學會煤田地質專業(yè)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煤巖學組組長等職，應邀擔任第10屆和第11屆國際石炭紀地層和地質會議、第30屆國際地質大會經(jīng)濟地質學科和煤地質學科的執(zhí)行主席，出色完成了“國際地質合作與對比（IGCP）166項目”的國內組織領導工作。

楊起先生胸懷祖國、無私奉獻，不僅以淵博的學識令人敬佩，更以高尚的品德贏得了大家的尊重，實為一代良師。祖國的需要，就是他奮斗的目標，祖國的榮辱興衰，時刻牽動著他的心懷?！叭嘶钪v奉獻”是楊起先生的座右銘和一生的真實寫照。楊起先生于2010年11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他的報國之志、育人碩果、高尚師德和學術造詣已共同化作一座燈塔，照亮了中國煤地質學奮進的航向。